陈嘉庚与孙中山交往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社会国弱民穷，各路能人志士皆为救亡图存而奔走，海外华侨亦心系祖国。如何拯救祖国，各家都有主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保留帝制，走君主立宪之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双方从国内到海外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相知

1898年，怡和轩的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开始接受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陈楚楠等创办《图南日报》，通过该报的宣传，南洋华侨界开始了解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两年后，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陈楚楠、张永福为正、副会长，林义顺为外交主任。怡和轩的主要人物在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兴起及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办报及开设报馆是当时革命派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主要方式。为巩固《图南日报》开拓的革命理论阵地，1907年，孙中山邀集了胡汉民、居正、陶成章、田桐等人主持笔政，创办了《中兴日报》。次年，孙中山自河内移居新加坡，亲自撰文，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开始了反击保皇派的论战。论战掀起了宣传革命，批驳保皇谬论的热潮，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由此深入人心。陈嘉庚是这些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人中的一员。
1907年，陈嘉庚替父还债的义举轰动南洋侨界。此举不但使陈嘉庚获得了“诚信”这一无形资产，也接替父亲进入了怡和轩俱乐部，与林义顺等人成为好友。当时怡和轩俱乐部成员所推崇的救国思想是孙中山的革命理论。身处其位，陈嘉庚有更多机会了解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
1909年，在林义顺的介绍下，陈嘉庚正式与孙中山见面。关于这次会面的详细情况，不少研究陈嘉庚的论著都有颇带感情色彩的描述。根据洪永宏所著的《陈嘉庚的故事》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向陈嘉庚极其详细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含义，获得陈嘉庚的认可和尊敬。在陈碧笙与杨国桢著的《陈嘉庚传》的叙述中，第一次会面则涉及到了党旗方案的确定，孙中山一言九鼎的形象给陈嘉庚留下来极其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经过与孙中山的详谈接受三民主义的说法有待考究。陈嘉庚参与党旗方案设计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南侨回忆录》有专门章节特别谈到《国旗之意义》。文中，陈嘉庚十分肯定地认为党旗甚为重要，却没有直接叙述其参与党旗设计的过程。通读全文，唯有淡淡一句“余深知青天白日党旗，系光复前孙总理在新加坡晚晴园议定”与之相关。以陈嘉庚对党旗的重视程度来看，若其参与了党旗方案的设计，这样作法不甚合情理。由此可以推论，陈嘉庚没有直接参与党旗设计，至多是旁观了国民党党旗诞生的过程。
尽管上述两件事目前看来均无定论．但是陈嘉庚深受孙中山的影响是毋庸置疑。此点从其毅然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即可看出。1910年，陈嘉庚毅然剪掉了象征顺服满清统治的发辫，以示与满清政府决裂。随即，到晚晴园参加了同盟会的宣誓仪式，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此时，正是中国革命初起步之时，孙中山为革命事业跑遍北美几十个城市，作了上百次募捐演说，筹得十万元钱。此时，也是陈嘉庚事业刚刚起步之时，陈嘉庚应允了孙中山途径新加坡时的偶然请求，在孙中山急需用款时，立即如数汇款五万元。捐款数额是孙中山北美募捐所得的一半，孙中山对此感动不已。
这件令孙中山感动不已的事，在《南侨回忆录》中只有简单的记录：
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过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
为祖国的革命事业积极筹款是陈嘉庚支持革命的重要表现。二十世纪初，陈嘉庚的事业刚刚起步，存款尚不多，然而，其为革命捐款的热情极高。有学者统计，辛亥革命期间为革命捐款，数陈嘉庚居冠。在革命刚刚开始最为困难的时候，陈嘉庚为祖国的革命事业慷慨解囊。这源于他对祖国的深情，也源于他对孙中山的敬重。

追随

加入同盟会后，陈嘉庚即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出钱出力，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革命派的政治宣言，指导了当时南洋的抗日救国运动，也成为引领陈嘉庚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信仰。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担任了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他在南洋侨界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甚至连工厂被焚也在所不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新加坡组织起南侨总会，南洋侨界自此不分贫富贵贱，争相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捐款捐物。1938年，为表示对汪精卫妥协抗日的强烈不满，陈嘉庚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这个提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张扬了卓然不屈的雄武精神和民族傲气。1939年，3000多名南侨技工在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服务，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观陈嘉庚的政治活动，其间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和无私高尚的民族气节，与三民主义之首的“民族主义”精神紧密契合。就这个意义而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倡导之行为与弘扬之精神可以视为陈嘉庚政治活动的精神指南。
陈嘉庚支持革命的贡献不单表现在个人对革命的支持上，更多地表现在团结南洋华侨共同参与爱国救亡运动上。若救国之行为局限于个人之行动，也许仅仅是源于其对家乡的深切眷恋，此乃一人之小爱；若将救国之行为通过个人之努力，推己及人，凝聚一群入，带动一群人，则绝对出自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民族命运的无尚关怀，此乃一人之大爱。孙中山在阐述三民主义之精神时有言：“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尽管没有明言，陈嘉庚的一言一行皆与三民主义之宗旨相互印证。陈嘉庚的政治社会活动是早年加入同盟会，三民主义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在不断的政治实践由，履行三民主义的自觉行为？考察陈嘉庚的政治生涯，似乎很难分清两者的区别，然而，陈嘉庚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
1906年，孙中山等制订《同盟会宣言》，为“三民主义”做出了具体阐释，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次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主治。在最初的军法之治时期中，孙中山列举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方案，如扫除积弊，“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当这些改革方案，都能在陈嘉庚的社会实践中找到相应的事迹时，可以说，三民主义对陈嘉庚的影响程度，如果不是根深蒂固，也定然是潜移默化的了。
兴办实业，积极响应孙中山提出的实业救国思想，是陈嘉庚践行三民主义的突出表现。众所周知，陈嘉庚在南洋的商业王国实力雄厚。1912年陈嘉庚回家乡集美创办的制燎罐头厂，是我国较早的民族工业之一。而陈嘉庚的社会慈善事业不胜枚举，概括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大部分：兴办教育、支援家乡基础建设、维护华侨权益、移风易俗等等。其中，支持教育的成绩最为突出。自1910年担任道南学校总理一职以来，陈嘉庚在南洋创办华侨中学，在祖国创办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几乎将教育事业视为生命，相比之下，橡胶生产、航运、银行等商业帝国的建立皆为教育事业而存。至今在闽南及东南亚等地流传的“为办厦大，变卖大厦”的故事是这个论断最好的佐证。在扫除积弊、修筑道路等方面，陈嘉庚亦有涉及，如担任福建会馆主席时，发起的改良丧仪、抵制鸦片等运动；担任闽侨总会主席时，带领闽侨为家乡基础建设出谋划策，捐资捐款等等。设警察、卫生之制一项，由于陈嘉庚并不担任公职，所以无法参与制定相关法令法规，但是其为福建之治安与卫生事业的贡献亦十分巨大。1945年，陈嘉庚带领闽侨开展抵制陈仪祸闽的运动。论及陈嘉庚卫生事业方面的贡献，最为人所道的是其曾经自费出版简明中医书并免费发放的义举，尽管此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彻底落实，却也可见其对家乡卫生事业的关心。
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对于嘉庚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当信仰化为社会行动时，也许当事人自己都未能完全意识到。说陈嘉庚对照着三民主义的改革方案进行着社会实践，也许过于牵强，但是三民主义使陈嘉庚接触到新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在其心中播下民主、平等、博爱的种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

升华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但其对陈嘉庚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对孙中山，陈嘉庚始终怀有崇敬之心。
经营报业，也许是陈嘉庚从孙中山政治实践吸取的经验之一。如果说，办报之初，陈嘉庚的动力在于“力争在华侨社会中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发言权”。那么随着陈嘉庚参与革命实践的深入，其所属报业的政治色彩也愈加浓厚。抗战之后，他更是亲笔为《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撰写政府文章，如《对日问题之检讨》、《民主团结与独裁反共》等。陈嘉庚以报纸为战斗阵地，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操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如当年的孙中山。陈嘉庚一生以诚待人，在大非大义面前，极有原则。陈嘉庚曾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1948年东嘉庚为缅甸《新仰光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题词)是非选择面前，人民利益被陈嘉庚看得很重，孙中山革命理论对其的影响不可小觑。
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参观了国民党统治区，也走访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在参加中共欢迎会时，陈嘉庚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上，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略有不同，然均 为废除独裁帝制，资本权利，奴隶阶级等流弊，而实行人民自由平等之幸福。他有意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其寄予了深厚的希望：民国光 复孙总理既改革国体，而提倡三民主义，我国当 局如能忠实奉行，将来亦决可为他国之模范。
在陈嘉庚眼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都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希望的革命蓝图。与共产主义相比，陈嘉庚更 早接触三民主义，对三民主义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将其作为辨明是非的准绳，也在情理之中。
1940年，陈嘉庚亲笔作一函寄蒋介石，谈道“国民外交协会演说事件”!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他等(指中国共产党)巳改行三民主义。之后，在答昆明记者问时，陈嘉庚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已实行三民主义。
走访延安之时，陈嘉庚对共产党的清廉和爱民印象深刻，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已实行三民主义”是陈嘉庚委婉地表达支持中国共产党 的方式。抗战时期，陈嘉庚将蒋介石视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视国民政府为领导中国的正统。 然而，国民党“误民弊政，无所忌惮，较之君主时代，苛殃更甚”，与孙中山所提之“三民主义”背道而驰。陈嘉庚对此深恶痛绝，深为匡民党不能遵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行事而痛心疾首：
余上台致词云，每开会读总理遗嘱，不免愤恨与抱愧。愤恨者何，党政中不照遗嘱举行，多系口是心非，实系挂羊头卖狗肉。抱愧者何，余每逢开会亦须依例而读，究实绝不遵行，自问良心能不拖愧乎……
通过慰劳团的实地走访，陈嘉庚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实践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髓更加吻合。由此，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世界 提出辨明是非的问题。1945年，在吧城欢送会 上，陈嘉庚多次强调：
国共果能真诚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则中立者可无问题，设不幸仍旧背道而驰，则三民主义必．能露出真伪，谁是谁非，我侨不可不分别认清也。
抗战结束之后，陈嘉庚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这个转变通常被认为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二 次转折。此间，陈嘉庚的言论凡涉及敏感的政推问题必提及“三民主义”，屡次就“国民党与共产党谁能更好地贯彻三民主义”进行论述。可以认为“由拥蒋到亲共”的政治转变是陈嘉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解的升华。
1946年，在《南侨日报》创刊号中，陈嘉庚这么写道：
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邦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宗旨。
时隔数十年，陈嘉庚仍然宣称他的政治理想以孙中山的建国主旨为蓝本，是出于对孙中山尊敬的习惯，还是仅仅是呼应自己早年的政治宣誓？无论如何，难能可贵的是，陈嘉庚对孙中山的崇敬不因孙中山的逝世而消散，反而助其调整革命的信念，升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互助

在陈嘉庚与孙中山的交往中，直接的交流甚少，更多的应属于神交之范畴。在两人为数不多的交往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众所周知，陈嘉庚对于教育事业的感情与投入。集美学村与厦门大学芝三：之与发展凝聚着陈嘉庚一生的心血。在办字事i二，孙中山曾给予陈嘉庚无条件地支持与奉三—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告集美学校校舍开学。刚开办的厦门大学面临着许多困难，矛盾最集中的是校长的任免问题。原本陈嘉庚属意在同盟会结识的好友汪精卫出任厦大的首任校长，然而，注精卫热心政治便推辞了。之后，陈嘉庚委任邓萃英担任厦大首任校长。无奈，邓萃英一心多用，与陈嘉庚在教学管理上生了矛盾，于1921年5月辞职，所聘教师也跟着离校。厦大创办不到一年，三换校长，陈喜庚压力极大。此刻，他想起了在新加坡的好友叶文庆。
此时，国内的政局正出现于新转折，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新组了中国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着手组建政府各部，决心推翻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民国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电召林文庆回国襄赞外交。林文庆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上溯至十九世纪晚期。1900年，孙中山与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拘捕，林文庆出面与殖民地政府疏通，使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很快获释。辛亥革命前，林文庆加入了同盟会，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卫生部长。1916年，又出任外交部顾问。
面对着两份同时到来的请聘，林文庆无法抉择。他一方面愿意接受陈嘉庚的邀请，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一方面又无法拒绝孙中山的好意。两难之下，林文庆特发电报到广州，向孙中山征询意见，请大总统代为决定。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怀，也出于对陈嘉庚的支持，孙中山给林文庆复电，赞成他到厦大主持校政。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之后，林文庆欣然接受陈嘉庚的聘请。陈嘉庚从1912年开始筹办集美小学校起，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集美学校扩展成为拥有11所独立学校的“学村”。今天，我们习惯上将当时这个系统完备的教育体系称为集美学村。而集美学村的名称由来与孙中山亦有一段割不断的联系。
1923年夏，闽军和粤军在闽南发生混战。两军夏海对峙，形势紧张。闽军以数干人驻扎集美学校，诛求无厌，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9月3日，集美学校中学部华侨学生李文华乘船至夏门，途中被闽军开枪打死。此事引起集美师兰极大义愤。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邀林义顺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分别致电闽军、粤军首领，要求他们把驻军撤出集美村界外。
鉴于战祸蔓延，教育辍废，为谋安全，根据陈嘉夷的函示，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学校为永久和平学村，并缮具请愿书及各种文件派代表分别向南、北军政当局请求承认。同时，向本省军政各机关、各长官，请其签名承认，请求全国实力派领袖、名流签字赞同，并向驻厦领事团申明，如有犯及集美学村主事发生，请妻主持公道。请愿书申明，请求承认“集美学村”公约。这是•学村”的提法首次出现。
1923三10月20日，孙中山批准此案。同日，又以大本营内政部以第三十六号批文，电令闽粤贯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给予特殊保护：电文摘要如下：
该校创设有年，规模宏大，美成在久，古训有徵，芽蘖干霄，人才攸赖。兴言及此，宁忍摧残!应请贵省长、统兵长官，对于该校务宜特别保扩，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太平之利。
孙中山的电文与批文使得陈嘉庚倡议的集美永久和平‘学村的地位得到官方的承认。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个承认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了集美学校的安全。“集美学村”的名称也由此延用了下来。
史料中并未发现陈嘉庚与孙中山有深厚的私交，叹有的几次会面也属于公众聚会的范畴然而，这并不影响两人的友谊。他们的友谊建互在对民族大义的关怀上，建立在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中。（来源：团结报 2011年2月17日 第7版）